围城的作者是钱钟书。钱钟书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在过去的百年中，读书多的人一定不止他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也大有人在；像他一样精通多种语言的，也不乏其人；而能把学问做好，又能把把小说写得让人叫绝的，也不会只有他一个。但他就是独特的。
出身名门，天资过人
1910年，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过继给伯父。他不像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钱钟书的祖辈都是举人秀才。
家里人评价他：最为稚钝。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著名的中国外史专家，古文学家、教育家，先后当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一生著作颇多。
常常跟着父亲去茶馆里听说书，去书摊上看《济公传》、《七侠五义》，回来后手舞足蹈把故事“演说”给弟弟妹妹听。
众兄弟间，钱钟书比较单纯幼稚，读书时全神贯注，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无尽的兴致和能量等待着去释放，被称作“痴气”。
例如，钱钟书记不得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布鞋的左右，但却能记得某个材料在某本书的某页上。
钱钟书原来的字是哲良，父亲认为他太过活泼，于是在他十岁那年改他的字为“默存”，意思是要他少说话。
1929年，清华大学来了位19岁怪才。钱钟书数学分数只有15分，而国文、英文几近满分，总分却在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57,钱钟书师从了吴宓教授。校长罗家伦以“国文特优，英文满分”将其破格录取。
那时候，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是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成绩经常破纪录。
初到清华，钱钟书就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被同学们以“狂人”广为熟知。
他自己也说了嘛：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
1930年时钱穆的要出版，请钱基博作序。
这俩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家，但钱基博竟让20岁的儿子钱钟书试刀，而且一字不改就交付了，因为这篇序文写得实在老道畅达。钱基博也曾告诫儿子：才辩纵横，神采飞扬，未必就是好事。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方鸿渐与钱钟书
方鸿渐是钱钟书的作品《围城》中的主人公，两人从经历上看很相似，但却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方鸿渐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读书人的形象，他有一点幽默滑稽，人不坏，但无能。
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方鸿渐的故乡，但其老家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特产是泥娃娃，不难推出这就是无锡。他很像钱钟书，但又不是钱钟书。
小说里，方鸿渐“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博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但钱钟书自己在牛津读书时却是勤奋异常，牛津大学假期很多，每逢此时，大多学生都离开学校，到别处观光游览，而钱钟书则总是泡在牛津总图书馆，他几乎把那里十八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了一遍。并给图书馆起了个中文名字“饱蠹楼”，很有些“书中蛀虫”饱餐后的快意。
后来，钱钟书和方鸿渐一样，从英国来到了法国，也许是因为对于牛津课程的厌倦，在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自由读书。
空闲时间就去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也看见了人性更逼真的面貌，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钱钟书虽得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但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却得了个博士文凭，虽然是花了40美金在一个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
难道那时就已经是假文凭盛行，真博士也未必有真才实学？总之，钱钟书的嘲讽之笔实在是给今天的读者提了个醒：留学的人不计其数，但未必个个修成正果。
幽默有趣锋芒毕露的老师
钱钟书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这一年他28岁，为了让人看起来老成一些，他留起了胡子，手上拿着藤杖，换上了灰色的大褂，颇有绅士风度。
可是联大教授的职位，钱钟书只当了一年。
各种原因，莫衷一是。
有人说，是因为联大的续聘书到晚了；有人说，是因为联大不想续聘了；请钱钟书去当教授的人竟说“我不记得他在联大教过书。”
钱钟书则说是自己主动辞去联大教授职务的。但是，钱钟书在联大的不愉快是可以确定的。
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们喜爱，但难免引起年资高于他，学问不如他的老教授的不快。
钱钟书没有再回西南联大教书，而是跋山涉水，去了湖南蓝田。在刚刚建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这所小大学，就是《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
这时的钱钟书，还是有一点年少气盛，还是有一点恃才傲物，总之，锋芒毕露，称作“狂”。钱钟书学生的回忆：“在学校里头我最怕他，别的老师我都不怕，因为我总觉得他讲话有点挖苦。他很幽默，他讲一个大学总是带着表情，讲得很惟妙惟肖，所以上课的时候就非常吸引人。”
“钱师讲课，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
在蓝田的那所学院里，一些当上了教授的和向往当教授的，都像模像样地以教授自居，在同事和学生面前表现自己。钱钟书的眼睛总能看到这一类人物，于是，他便提着手杖低着头，旁若无人似的径自走去，那些人和事无疑又成了他《围城》中的素材了。
关于《围城》
个人认为《围城》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山河破碎的抗战期间，方鸿渐一行五人千辛万苦从上海去三闾大学任教，又在那个穷乡僻壤里勾心斗角、无德无行的情节。
钱钟书长期和那个时代的虚伪无耻虚假的知识分子呆在一起，所以，他的观察比别人的都要精细。
小说中的李梅亭便是一个无耻的典型：他的箱子里一半是卡片，这是用来骗学生的，一半是药片，是要弄到当地去倒卖的。就是这样一些没有丝毫知识人气质的人，又能在学界混，又能在商界混，而且，世界还是他们的。
今天的人们理解所谓的“围城”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但有研究表明，更为重要的是“围城”包含着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存亡之际，从国家、民族、个人、人生而言，都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在抗战中它站起来了，但很多的劣根性是不会在大灾难中瞬间消失的。
《围城》像一朵美丽多刺的花，用毫不留情面的尖刻、犀利的观察并分析解剖内在勾勒出一段灾难的历史中一群特定的人。《围城》不由得让人感受到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才华。
《围城》1946年正式发表，以后的三年又三次再版，虽然每次再版都不超过2000册，但在当时，可算是畅销书了。
文革中的钱钟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钱钟书被揪了出来，戴上了高帽子。高帽子底下，是被剃成纵横两道的“十字头”，他成了一个可以任人唾弃，随时批斗的对象。
钱钟书顶着高帽子，胸前顶着一块大牌子，却是昂首阔步，毫无慌张之色，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
1969年，59岁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发配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他被安排去烧开水，钱老先生烧不开，会做学问，不会做这个煤炉，被人取笑为“钱半开”。还时不时被拎出来批斗一番。
1972年，钱钟书和妻子回到了北京，原来的住房已有一半住了“革命群众”，两家关系处不好。钱钟书甚至为了夫人杨绛，曾与这对年轻夫妇还打过一架。
这也是钱钟书一生唯一一次打架！
夫妻俩只得逃到办公室住，钱钟书白天伏案写作，晚上就趴在书桌上睡觉，就这样维持了3年。
斜对门的同事说：“我整日看见他趴在桌子上，就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在这艰苦的10年里，钱钟书甚至还写了含英咀华的辉煌巨制《管锥篇》。
钱钟书又一次打破了中国学术的界限。
1976年，“不可描述的十年”结束，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诗词》英译本出版。
之后，钱钟书夫妇总算迎了春天。
1979年，69岁的钱钟书赴美访问，次年去日本访问。
之后，他的《围城》《管锥编》一印再印，还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陈道明主演）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广受好评。
▲陈道明演方鸿渐，还是挺合适的
钱钟书生于忧患，《管锥编》、《围城》、《谈艺录》也都写于忧患之世。
晚年的钱钟书淡泊名利、闭门谢客。
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看了《围城》打电话想要拜访钱钟书，
他回应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1996年，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患癌去世。两年后，钱钟书先生去世，享年88岁。
年近九旬的杨绛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钟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整理出来出版，还写就了感人至深的《我们仨》。
她在《我们仨》里写道：
“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你们仨，该是团圆了吧。
而你们俩的爱情，一定在另一个地方，继续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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