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为什么被凌迟（竟然是被一群猪队友坑了）

明代大才子郑鄤，堪称冤死于凌迟之刑的古今第一人

郑鄤，字谦止，号峚阳，明代常州横林人，出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岁考试得补常州府学生员，19岁乡试中举人，29岁赴京会试，中进士二甲第三十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庶吉士，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是为明朝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一段——进京

天启年间，魏忠贤一帮阉党把持朝政。郑鄤素行端方，看不惯阉党把持朝政，上疏弹劾阉党，被降职外调，回籍候补。天启六年，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遭魏忠贤阉党诬陷入狱，赋闲在家的郑鄤再次发声，作诗《黄芝歌》表达对“六君子”的同情，被直接削职为民。期间怕遭到阉党报复，连累家里，曾远遁江西、广东一带。

崇祯元年，阉党覆灭。八月，郑鄤接到官复原职的通知。就当郑鄤要动身前往京城之际，父亲去世，按照明朝官场的规矩，郑鄤只能在家守孝。崇祯四年，郑鄤守孝期满，他的母亲催促他进京，郑鄤说要等到母亲明年过完六十大寿再北上。可是第二年郑母过完大寿就病倒了，二十天后与世长辞。郑鄤再次守孝27个月，这时的郑鄤已经淡了当官的心思。

崇祯八年的夏天，已经脱离官场十四年的郑鄤，忽然动起了进京复职的念头。原因是有两个与郑鄤关系非同一般的人进入内阁担任大学士，一个是他的铁杆好友文震孟，另一个是郑鄤父亲的同窗好友原礼部尚书孙慎行。

那一年，孙慎行已经七十高龄，且患病在身。刚得到崇祯帝让他进京的文书之后，决定抱病而行。他首先想到了同样乡居在家的郑鄤，郑鄤起初有些犹豫，孙慎行就搬出君臣大义来说服他：你当初刚进翰林院之时，就置个人前途于不顾，敢于上书建言。现在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我这么大年纪都准备豁出去，你怎么还能不如当年。此次进京，你陪我一同前往，我们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郑鄤回家之后，又有几位知心朋友前来劝说让他进京。经过几天的思考，郑鄤北上的思想越来越坚定，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进京。孙慎行决定自己乘船从水路进京，他让郑鄤走陆路，这样可以早一点到达，帮他打打前站。出发之前，郑鄤的妻子周氏将郑鄤送到扬州，临别之前，周氏和丈夫难分难舍，情意绵绵，郑鄤在周氏的扇子上题写了一首诗，留作念想。谁曾想，这一别竟成为诀别。

第二段——郑鄤案的前因

郑鄤进京之后，好友文震孟亲自去郊外迎接。文震孟是苏州吴中人，天启二年壬戌科的状元，郑鄤、黄道周为同年进士。三人性格各异，但有着共同的理想，又同在翰林院工作，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政治小团体，平时关系非常的好。文震孟深知此时的朝堂话语权被以温体仁所把持的奸党所控，不希望郑鄤此时进京。但郑鄤既然来了，还是为他接风洗尘，极尽朋友之欢。

之后几天，按照官场规矩，郑鄤去拜见了首辅温体仁。温体仁初见郑鄤，摆出了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弯腰拱手，握住郑鄤的双手，低声试探道：

“你家居的时间很久了，冷静地观察事物必定看得清楚，南方士大夫的议论如何?”

郑鄤毫不留情的讽刺道：“江南世子都说皇上是英明的，只过不身边没有好的臣子。”

这句话让温体仁很没有面子，不过老于世故的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推脱说：“你难道不晓得天下事做不得，现今又缺乏人才?”潜在意思就是说郑鄤不知天下大势。

郑鄤又对温体仁提出的“做不得”和“缺乏人才”两个观点展开反驳：“‘做不得’三个字，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国家大事，只要有人，就能够做事。如今太多官员动不动就说此事做不得，这是很大的弊病;只要有善于用人的人，就会有人才出现。现今庙堂之上，单说募兵而不说练兵，单说用将而不说选将，如何做得好事情?如今应当选择能够练兵的人，任他为将;选择能够选将的人，让他进入中枢。”

郑鄤的回答让温体仁恼羞成怒，他拂袖而起，说道：“你和文震孟一道担当国家大事吧!我早就想告老还乡了。”这句话其实已经暗露杀机，也把内心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在他心里，郑鄤是自己的政敌文震孟的党羽，如此锋芒毕露，留着他早晚会动摇自己的权势地位，必须除之。

生性奸邪、办事干练的温体仁做起打击政敌的事情那是轻车熟路，行云流水。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手法。旧案重提、设置圈套、揭人隐私、无中生有。他先利用给事中许誉卿的任职问题，巧妙地排挤文震孟。崇祯帝下旨让文震孟“冠带闲住”。

郑鄤进京时间很短，政治上找不到迫害点，况且他还有着上疏建言、受过阉党迫害的好名声。不过这难不倒温体仁，给郑鄤安了一个“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帽子，意思是郑鄤迷惑自己的父亲剃发出家，还逼迫自己的父亲杖打自己的母亲，消息来源是息的来源是已经退休的大学士吴宗达，郑鄤的表舅。

真实情况是什么呢?郑鄤的父亲郑振先曾上书《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被贬四川永宁宣抚司后，萌发过出家的念头。后来做了居士，在家修行，以舍宅为庵，这件事情和郑鄤没有任何关系。郑振先喜欢一个婢女，他的妻子吴氏不高兴，平时动不动就打骂这名婢女。郑振先父子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心生一计假扮神灵来警戒吴氏，说是虐待婢女要受报应。吴氏害怕询问解决方法，“神灵”说，让这个婢女打几下可以赎罪。于是吴氏甘愿受罚，让婢女动手。婢女哪敢动手，只是装装样子。郑鄤见此情形不禁失笑，被吴氏发现自己竟然被这爷俩合伙骗了，便会娘家诉说此事。

这本来是与政治无关家庭琐事，而且纯属道听途说，时隔三十年又毫无确切依据。但是经过温体仁的加工，就变成了“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罪名。大明朝提倡以孝治国，崇祯帝又自幼失去母爱，他看到奏章十分生气，有出于对温体仁的绝对相信，不经查证就下旨把郑鄤关进监狱。

第三段——被队友坑死的郑鄤

崇祯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郑鄤被关进刑部大牢，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直至几天后看到邸报，才知道受了温体仁的弹劾。不过此时他深知这些都是虚假的罪名，经不起调查。他的内心一点都不慌张，对于还他清白，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不过在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事却将他坑惨了。

先说最初喊郑鄤一起进京的孙慎行，因为走的是水路，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郑鄤进京很大的原因皆是因为他的劝导，但是孙慎行刚到北京就病倒了，甚至连崇祯皇帝一面都没见到。崇祯九年正月十三，孙慎行患病离世。郑鄤在狱中听说了孙慎行的死讯，感慨万千。想不到两位关系最近的人一个被迫还乡，一个客死他乡。

其实此时郑鄤的处境还没有到最艰难的时刻，可能时间一久崇祯忘记此事，郑鄤也就出狱了。

不过明末朝廷中也有正直之人，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论说国事败坏，首辅温体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有一条就提到温体仁陷害郑鄤。不过当时温体仁圣眷正隆，最终刘宗周被崇祯以攻击首辅，庇护郑鄤的罪名贬官回家。刑部尚书冯英因为审理郑鄤案件时发现郑鄤是被诬陷，与温体仁发生了意见冲突。最终冯英也因此事被贬官回家。

接连两名朝廷大员因郑鄤被贬，让崇祯见到郑鄤还优点价值。崇祯十年二月，郑鄤从刑部大牢被移到锦衣卫监狱，又称诏狱。郑鄤都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自己为什么好好的啥都没干，就来到了让官员畏之如虎的昭狱之中。不过负责昭狱的锦衣卫指挥吴孟明是一个维护郑鄤的人，郑鄤在昭狱中也没有受苦。

又隔了几个月，一场营救郑鄤的行动再次展开。这次的主导者就是郑鄤的另一位好友——黄道周。

黄道周在崇祯十年被启用返回北京，担任右谕德、掌司经局，同时也是清流官员之首。上任后不久他上了一道《三罪、四耻、七不如疏》，这“七不如”是指他有七种品格不如什么人，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隐晦的为郑鄤开脱了。崇祯看后大怒，斥责黄道周颠倒是非。

黄道周也是硬气，直接有上了一封《救郑鄤疏》，一一列举了自己如何不如郑鄤，列举事实，为郑鄤正名。这一次崇祯没有再将话题扯到郑鄤，只是将案件暂时搁置。黄道周见此，也不好再提郑鄤之事。他却不知自己的两次上疏，已经将郑鄤绑到了自己的战车。

崇祯十一年，会推阁臣的名单中有黄道周，但是因为不招崇祯皇帝喜欢，没有让他入阁。黄道周一天连续弹劾了三个大臣，分别是杨嗣昌、陈新甲和方一藻，认为这三人没有资格入阁。弹劾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似乎是在为郑鄤开脱，引起了崇祯的猜疑。

杨嗣昌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为了反击黄道周，说到：“郑鄤杖母，禽兽不如，你黄道周又不如郑鄤，分明是是庇护凶徒，粉饰自己的荒谬言论。”郑鄤虽与杨嗣昌互不相识，但只因郑鄤和黄道周的特殊关系，却被拉进这场冲突，成为杨嗣昌扳倒黄道周的一个道具。

经过数次的提及，崇祯发现郑鄤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处置郑鄤，可以打击到黄道周，同时也能起到震慑那些不听话的清流官员的作用。而崇祯十二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国内农民军起义久久不能平定，清兵又再次南下，攻城略地七十余城。面对糜烂的军事局面，崇祯无能为力，只能以杀戮发泄内心的郁闷，而且要杀有名之人来震慑其余蠢蠢欲动的官员。

崇祯要杀的这个人就是郑鄤。为了杀郑鄤，此案先由崇祯皇帝定性，又给郑鄤安上了“奸妹、奸媳”的帽子，然后由许曦等人制造虚假证据，用现代的话来说，未审先定。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宫内太监传旨：说让刑部拟定的对郑鄤的斩立决改为了凌迟处死，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这是崇祯皇帝对他的特别恩赐。仅仅再过五年，大明王朝灰飞烟灭，崇祯皇帝孤零零地吊死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