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个不拍马屁，追求自由平等的学者。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男，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哀荣。
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在哀悼胡适的文章中认为，胡适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还广受青年们的支持和欢迎。但在“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192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胡适在短短一年内被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并且威望大跌呢？
一、因参加善后会议被讥讽
1925年年初的善后会议成为胡适被群起而攻之的开端。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准备召开善后会议。美名其曰是为了“废督裁兵”为国民前途之幸福，实际上是以此协调全国各方势力的利益，好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政府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其中说明只有有大功勋于国家、讨伐曹锟有功的军阀，各省区的长官，以及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人，才能来参加会议。胡适作为第四类的学界名流，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此次会议实在不得民心，黎元洪、唐绍仪等人先后声明不参会，国民党在内部也对其表示抵制，
段祺瑞
善后会议的名声，如粪坑一般，谁沾上它谁染上一身臭，可胡适在反复思考数天后，还是决定参加会议。他在邀请信的回复中说：“会议……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适要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刚出，国内舆论就一片哗然。1925年1月17日，《世界晚报》率先吹起批胡号角，发文说人家梁启超、章太炎都不愿凑这个热闹，你胡适身为领袖群英之人物，还扬言十年内不碰政治，可一有权贵相邀，你就屁颠屁颠参加。这种行为实在是斯文扫地。文中讥讽之意溢于言表。
青年学生们对胡适的决定也不买账，有学生袁伯谐和董秋芳发表公开信，苦口婆心地劝胡适不要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并且善意地建议胡适把实验主义中的尝试用在有必要的事情上。也有毫不客气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的青年，2月1日，笔名为“春藩”的青年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原来是这样尝试——胡适之今昔》一文，将胡适痛斥为军阀的走狗和装饰品。
胡适
二、从青年偶像到青年公敌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爆发了五卅惨案，十余名学生被枪杀，上百人被英国巡捕逮捕，英国人的野蛮行径震惊中外，时称沪案。同年的6月10日，又发生了“汉口惨案”，汉口工人因工友余金山被殴而罢工游行，却惨遭英租界义勇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机枪扫射，30多位国人丧命。
6月26日，前往少年卫国团参加活动的胡适对这两件事进行了名为《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的演说。胡适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先调查清楚真相，即“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并强调学生们应以学业为主，对此不要过多参与，说什么“国家的纷扰，外界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
这种保守的观点在当时团结各行各业斗争到底的舆论大环境下显得格外“鹤立鸡群”，因此广受爱国学生的诟病。
《建党伟业》青年学生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31日，胡适的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让青年学生们对他彻底失望。文中胡适再次呼吁青年们不应当盲目参加各类游行活动，认为单靠群众活动很难起到作用。青年学生们当务之急就是学好习，待成长起来再报效祖国。
有些学生认同胡适的部分观点，比如唐山大学学生刘治熙发表在《现代评论》的文章，同样认为群众运动单靠着一股子民气支撑，难以持久。但他极力反对胡适提出来的学生不该参加运动的说法。刘治熙分析沪案之所以能得到全国同胞的关注，其中少不了学生们的功劳，沪案起初几乎没有报纸敢报道，正是学生们“在租界内演讲以至流血”，才将事件真相传播开来。
更多的学生对胡适的演讲进行了批判。一位笔名为“静”的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胡适搞的什么鬼》，指责胡适的观点是双标，一面说学生应该纯粹为学，一面自己却“不守学者本分，去做政治勾当”。另一篇同样刊登在《中国青年》的文章《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毫不客气地骂起了胡适，内容可谓“劲爆”：“胡适之不待骂，犹如路旁的一条死狗之不待叱咤一样；只是，这条死狗今天发出了一股妨碍公共卫生的臭气，我们却不能不理会了。”
《建党伟业》胡适
三、胡适坦然面对舆论
在一片指责、怒骂声中，1925年9月底，胡适南下至武昌大学演讲，本以为脱离了舆论的旋涡，但又又又遭受到了批评和指责。其中一场演讲，胡适提出了“欢迎文化侵略”这一论调：“况且现代精神、物质进步，皆由西洋文化侵略得来的，若是反对文化侵略，这不是开倒车使我们精神物质复原呢？”这等言论彻底把湖北青年学生点着了。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在《欢迎胡适之先生们的通告》中将胡适近年来如参见溥仪叩头感怀圣德、 反对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等落后之举悉数罗列。10月4日，在汉口《商报》上有笔名“署风”来稿，狠狠地批判了胡适的文化侵略有益论。署风认为不能将文化输入和侵略混为一谈，并嘲笑道“鄙人实不识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博士病狂”！
面对漫天压来的质疑和辱骂声，胡适的心态和抗压能力还是不错的。早在善后会议后，友人邵飘萍就曾提醒胡适，最近青年们好像对你有些误解。但胡适认为自己不能谄事青年人，青年界对自己的议论早在意料之中。还自嘲道：“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在武昌被骂后，胡适在日记中开始自我安慰起来，他认为批评声不能代表所有学生的观点。他觉得在10月3日演讲中即使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听众们也秩序井然，这说明大家对他还是认可的。胡适还将骂他的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日记本中。至于其当时的真实感受，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书房中的胡适
文史君说
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备受青年们欢迎，进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在八年后又被青年们所抛弃。此时的胡适就像其诗作中的《老鸦》一般：“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如此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观点不符合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无法迎合狂热的青年。近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回头看胡适当时的言论，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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