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事件是怎么回事，1926年大沽口事件

1926年3月7日，奉系军舰在大沽口北塘登陆，被国民军击退。为阻止奉军继续用军舰送兵，国民军不得已铺设水雷封锁大沽口，并规定任何舰只不得开入。这一事件最终引发了3月12日的大沽口事件。当天下午3时，两艘日本军舰不顾国民军以旗语制止，欲强行驶入大沽口。国民军立即放空炮警告，日舰却以实弹炮击炮台，国民军不得已予以还击。这一过程中，日军打伤国民军13人，而国民军也将日舰逐出了大沽口。这就是震动中外的大沽口事件。

一、大沽口事件的背景

国民军开始与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国民党政工人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部分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共也认为国民军表现“进步”，开始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以冯玉祥为北方地区可能的合作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民众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发动下日渐高涨。奉军将领郭松龄因奉系内部矛盾，抑郁不得志，乃利用高涨的反奉形势，与国民军联络，率部倒戈。郭松龄属奉系新派将领，该派在第一次直奉战后渐渐取代老派在奉系的地位，郭松龄在其中风头甚劲，并与张学良关系甚笃，手中掌握着奉军的精锐部队。

冯玉祥利用奉系内部矛盾，疏通与郭松龄的关系，许其利益，促其倒戈。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发出倒张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继任奉系领袖，随即督率所部大举出击奉天，势头甚猛。25日，冯玉祥通电呼应郭的主张，但未按事前承诺及时出兵支援，反而部署所部攻击郭的盟友、驻津奉军李景林部。面对郭军的攻势，张作霖手足无措，奉军无力抵挡，只能以出让东北权益，乞求日本援助。在日本驻东北部队的干预和支持下，郭军反胜为败，郭松龄被捕，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同被处决。郭松龄起事的失败对冯玉祥颇为不利，冯部虽然通过驱逐李景林在华北尤其是京津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却在郭失败后受到强势奉系的挤压与威胁。

北方形势的发展，使直奉各派军阀感到“赤化”的威胁，而国民军及其首领冯玉祥则被视为重要“祸源”。直、奉之间曾两度发生战争，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怨甚深，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实败于冯玉祥倒戈，因而吴仇冯更甚于怨张。而张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几至覆没，亦与冯玉祥暗中联络郭松龄倒戈有关，故张对冯亦极为仇视。

对冯的共同仇恨以及对“赤化”的一致担忧，加之各自力量严重削弱，追使吴、张走上“释嫌修好，合力对冯”的道路。1926年1月，奉张、直吴化干戈为玉帛，达成谅解，开始联合对付国民军。

为暂避奉直联盟之锋镝，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请辞本兼各职，通电下野。9日，执政府通令派冯往欧美考察实业，任张之江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职。但张作霖和吴佩孚均不原谅冯玉祥。

1月中下旬，张作霖的奉军、吴佩孚的直军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分三路向冯部发动攻击。3月初，国民军在河南失败，丢失开封、郑州，18日，直军又进占石家庄。与此同时，直鲁联军突破马厂，逼近天津。3月初，奉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舰五艘、商船八艘运送张宗昌部，企图在大沽口登陆，随即袭击北塘。这两次军事行动导致了国民军与奉直军队的直接军事冲突。

二、日本军舰为何要强闯大沽口？

为防备奉军军舰从海上进攻，3月9日晨，国民军“敷设水雷十个于河口，完全将河口封锁”。奉鲁军舰则于当日驶近海岸，向大沽炮台开炮，国民军起而应战，“该地全然化为战场，轮船航行极感危险，交通杜绝”。同日上午，驻津英、日总领事会商，决定向鹿钟麟提出抗议，鹿表示只须奉舰退出，“所埋水雷，即可起出”。驻津英日总领事复致电两国驻奉领事，“嘱其向张作霖交涉，劝张即日撤回军舰，俾交通得以恢复”。

下午4时，毕庶澄因北塘陆路战事不利，“知事不可为”，率舰队离开大沽，返回青岛。10日，驻京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交抗议书，抗议国民军封锁大沽口，抗议奉军与国民军在天津至秦皇岛一带交战，致使“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拆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北京政府“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

抗议书威胁道：“设中政府未能进行完成此种目的，以符《辛丑条约》之规定，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讨论权。”当天，鹿钟麟通告在津各国领事，大沽河口所埋水雷已全部起出。

3月12日，国民军致电北京国务院，对封锁大沽口的原因作了以下解释：

“查国际惯例，对交战团体，素以平等待遇为主。近乃迭据报，敌军每倚界外人，在天津沿海地方，对于国民军有种种危险行为，甚至外舰运兵，由北塘上陆，外交团迄未加制止。国民军迫不得已，暂将海口封锁，以为自卫之计。”

国民军同时表示：

“为尊重邦交条约起见，将以自动的开放大沽口岸。”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外轮通行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二、外船出人必须悬持其本国国旗，不可混淆；三、人口轮中之华人，须经国民军一度检查，方许通过。”

同日，日本驻天津领事与鹿钟麟交涉，称日本第十五舰队驱逐舰“藤”号行将入港，请转饬驻防塘沽之国民军，得到鹿氏同意。鹿并电饬炮台驻军遵照放行。日领嗣派驻塘沽的日总领事馆员藤井书记生于12日午前(7时)协同驻大沽的日本陆军运输部员杉本少佐前往塘沽炮台接洽。国民军则派军官一名前往日舰具体交涉。双方商定了入港的时间、旗号，并约定入口时须先停靠某地，入口后须缓行，以便炮台士兵辨认。

下午3时40分，日舰“藤”号与“吹雪”号驶近大沽口，该两舰“俱悬有日本军舰旗及鹿钟麟所预定之暗号C旗”，但炮台士兵认为舰数不符(认为只谈妥“藤”号一艘入港)，时间不对(认为商定的人口时间为上午10时)，且入口时又不暂停，“乃发空炮警告，令其停止，盖炮台守军深恐另一舰系奉舰尾随其后，若任其驶入口内，必酿成重大事变也。料日舰以机关枪应战，致炮台愈形恐慌，惧有或种企图，不得已亦用实弹还击。日舰见炮台强硬禁止，始退出口外”。

此次双方炮击的结果，国民军方面受伤十余人，日军受伤四人。

事件发生后，鹿钟麟即电告外交部，嘱令速向日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次长曾宗鉴乃于当晚7时派秘书沈觐鼎赴日本使馆，向芳泽公使口头提出抗议。17日，发表《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详述事件经过，宣称这次事件“日本应负完全责任”，日本方面对事件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

炮击事件发生次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军舰进入大沽口，是为了“保障船只航行之自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最有效之手段”，“遏止这种不祥事件之再发”。

16日下午4时，日本联合英、美、德、意、荷等《辛丑条约》签字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

一、停止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一切战斗行为；二、拆除该区域内的所有水雷、地雷及其他障碍物；三、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保证不再发生妨碍轮船航行之行为；四、所有作战船只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轮船的行动；五、除海关官吏之外，对外国船舶的一切检查，均应停止。

上述各条，限中国方面在3月18日正午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同日，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向国民军和奉军发出警告，“限于一二日内，设法保证外轮在白河航行之自由，若届期无何答复，则将采取自由行动”。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二十余艘结集大沽口，进行武装吓。中外关系顿行紧张。

八国通牒发出次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各国公使，一方面表示将按《辛丑条约》规定，设法“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另一方面又表示，在中国正致力解决问题之时，各国公使”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希望各国公使“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勿取激切之措置，以重亲睦之邦交”。北京政府的立场，是在《辛丑条约》框架内谋求问题的解决，但民众却不愿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很快展开。

三、声势浩大的三一八惨案

大沽炮击事件及八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应，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很快在各地展开。大沽炮击事件发生次日，北京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3月16日，即最后通牒发出当晚，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召开宣传会议，决定在3月18日中午最后通牒期满前，召开国民大会，督促段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

会议决定由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登报发出召开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的通知，商量抗争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各界投入抗议斗争，鉴于组织活动尚未公开且中共党员已加入国民党，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这场运动。

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一百五十余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商定次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国民党人徐谦、顾孟馀、黄昌谷、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以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后，与会代表除留十五人筹备国民会议之外，其余代表分两路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

赴国务院的代表未能如愿见到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反而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大门外与卫兵冲突，多人被打伤。赴外交部的代表几经周折，见到外交次长曾宗鉴，并通过曾联系上贾德耀，随后前往贾宅交涉。贾出示政府驳复八国通牒的文稿，代表认为过于软弱，不能承认。

离开贾宅时已是18日凌晨5点，交涉未果。两组代表返回国民大会筹备处之后，相互通报情况，一致认为政府已不足依靠，不动员民众的力量，断难获得外交胜利。遂决定倾全力开好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徐谦、陈日新、陈资一三人为游行总指挥。当天清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外交代表团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在《国民新报》上刊登紧急启事，决定当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此帝国主义第二次八国联军之暴行”。

上午10点，各方人士渐集天安门前，与会者有北大、师大、法大、女师大、女大、中大、朝大、艺专等八十余公私立大中小学校学生，以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数十团体代表共五千余人，其中多数是学生。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昨日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的杨伯伦的血衣，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两条横幅，群情激动。

10点多钟，大会开始。先由徐谦说明会议宗旨，继由徐季龙、顾孟馀演讲抗议理由。徐、孟俱言《辛丑条约》是列强压迫中国的工具，各国要求中国遵守，但日本援助奉军在山海关内与国民军作战，各国默不作声，表明列强“已默认辛丑条约无效”。现在各国反过来以大沽事件为由，指责中国破坏条约，并提出最后通牒，实属无理之尤。因而号召国民群起反对，接着辛焕文、赵晋三等报告17日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的经过。最后，大会宣读并通过大会议决案八条。

当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时，贾德耀正召集政府要员开国务会议。

会议进行中，贾派往天安门“慰问”的代表潘某回国务院陈述天安门情形，谓国民大会议决解散执政府卫队、驱逐八国公使等。贾德耀感觉事态严重，当即会同财政总长贺得霖电话询问李鸣钟是否已派兵弹压。

贺得霖表示若无法维持秩序，则内阁唯有总辞职，李鸣钟亦同此议。午前，有学生代表六十余人赴院请愿，面呈答复外交团通牒之请愿书一件。国务会议遂将请愿书会同17日王一飞等所提意见，一并在会中讨论。关于如何答复外交团之通牒，“众意可以由外交部提出”。关于如何应对前来国务院示威的群众，与会者“金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按照此议，贾德耀即与贺得霖电催李鸣钟派兵并接洽答复使团抗议之事。

中午，天安门国民大会议程完毕，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开始。因游行总指挥徐谦称“痔疮大流血”，提前离去；顾孟馀、黄昌谷等领袖亦接踵而去，游行总指挥一职遂由广东外交代表团团长王一飞接替，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北京《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当时，在王一飞的带领下，游行群众约两千余人，“狂呼口号，散发传单，直趋铁狮子胡同”。

行至国务院，已是下午1时20分。众推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等五人为代表，要求人见总理贾德耀。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慘剧遂开幕矣”。此乃第一次开枪。“

时应弹而倒者数人，群众大扰，纷纷后退”。“群众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群众又重新回到国务院门前，且愈聚愈众，渐逼栅门。“遂又与卫兵发生冲突，卫队复开枪，弹丸纷飞，有如雨下”，群众“遂纷向东门狂奔逃避”，“而卫兵枪弹向群众继续轰击至十余分钟之久”。“一时国务院门前及东门口外，血花飞溅，陈尸累累”。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此次惨案，当场死亡二十六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陆续死亡二十一人，共计四十七人，伤约二百人。死亡的四十七人中，有三人系混杂在游行队伍中被误杀的警宪，三人系中流弹致死的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其余三十六人为游行请愿者，这里面就有鲁迅纪念的刘和珍。

四、段祺瑞为何辞职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段祺瑞政府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一院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负责办理善后事宜。

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抗议执政府暴行。22日，全国学生总会致电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要求“迅即扣留京案首犯段祺瑞及其爪牙章士钊，以凭尽法惩办”。23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北大三院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到会近千人。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伤者家属。2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主张“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担负，听从国民处分；其刑事责任，应由法庭分别首从，依法审判”。

25日，参政院提出《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要求贾德耀到院就事件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同日，清华大学包国华等350名学生对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提起诉状，并要求京师检察厅对全体国务员，“不问自然人为谁，一并提起公诉”。北大学生也就惨案向段祺瑞、贾德耀等提起诉状，由著名律师潘大道草状，认为段、贾诸人，均应同负“造意杀人之责”，要求检察厅对之提起公诉。

与此同时，北京各界成立“起诉委员会”。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也参与其间。例如孙传芳就曾致电总检厅，要求检举证据，依法对“凶犯祸首”提起公诉，“以平民愤”。

政府方面亦很快作出反应。惨案发生后，因事件异常重大，贾德耀于当日下午3时在吉兆胡同段宅召开紧急会议，并邀李鸣钟出席。段祺瑞亲自到会，力言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讨论结果，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者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

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

在事件的发生和善后处理问题上，国民军的态度至为关键。前已述明，国民军因接受苏俄的援助，曾遭到激烈的“赤化”攻击。为了自身利益需要，1925年7月13日，冯玉祥曾通电所部防范“赤化”，以避开舆论批评。

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将国民军指挥权交给张之江。3月6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和贾德耀，希望设法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以整顿学风。3月18日国民大会召开时，担任代理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的国民军高级将领李鸣钟曾致函为17日的事件向群众道歉，表示今后将尽保护之责。但国民军并没有履行诺言。

尽管国民军作出倒段放曹的非常举动，吴佩孚并未改变对国民军的成见。11日，吴致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13日，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指斥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

在奉直两方巨大的军事及政治压力下，国民军被迫于4月15日撤出北京。国民军撤离之后，段祺瑞回到吉兆胡同私邸并于17日宣告复职。18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同日吴佩孚表示，段祺瑞毁法，包庇“赤化”，无可维持，决定委任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并命令拘留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

20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改组，段祺瑞被迫下野离京。临行前下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下令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胡“未敢奉命”。26日，吴提出由颜惠庆“摄政组阁”的主张。5月1日，曹锟依吴佩孚之意，宣言“下野”。3日，颜惠庆内阁在北京怀仁堂复职，颜复就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但奉方则反对颜惠庆等人以“复职”方式到任。这使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愿或不敢就职，国务院政务无法正常进行。

6月22日，颜惠庆获准辞去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职，海军总长杜锡理兼代国务总理。8月15日，张宗昌致函吴佩孚，指责杜锡理无能，推荐孙宝琦继任内阁总理。10月1日，北京政府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之后一段时间，北京又先后产生了靳云鹏、潘复两届内阁。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时代的末代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