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谁最先发现了甲骨文(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中国人)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李学勤语)。作为甲骨学史肇端的必备要素,甲骨文发现者成为诸多相关学术领域的关注对象。目前公认的甲骨文发现者为王懿荣。王宇信等所撰《甲骨学发展120年》一书认为,王懿荣“1899年第一个鉴定、购藏甲骨文,奠定了国际性学问甲骨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被海内外学者尊崇为‘甲骨文之父’”。

发现与购藏

关于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发现,有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因患疟疾,在北京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抓了几副中药。在翻检药物时,他发现其中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有人工契刻的符号,颇类篆文。王是金石学家,素精于文字考订,故判断这是尚不为世人所知的上古文字材料。于是再派人到达仁堂去,将该店所存“龙骨”全部检选一通,又得有字者若干,“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懿荣之子王汉章语)。

追溯起来,上述传说始于署名汐翁的一篇名为《龟甲文》的短文,刊于1931年7月5日北京出版的《华北日报》的《华北画刊》第89期。李学勤2007年在《殷都学刊》发表《汐翁〈龟甲文〉与甲骨文的发现》一文,指出该文“关于甲骨文的发现离奇而不符合事实”。李先生的文章从学术角度为误传画上了句号。如果说,甲骨文的发现并不始于王懿荣吃“龙骨”,那么,甲骨文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的发现者到底是什么人?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以下简称《综述》)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大略如后。

历史回眸:谁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

甲骨文首先被发现的地点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这里位于洹水之南,是现在驰名世界的殷墟,地下埋藏大量契刻着殷代文字的龟甲兽骨。这些龟甲上契刻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也称“契文”。因大多是占卜的记录,一般被称为甲骨卜辞。若干年来,在甲骨文中发现了一些非卜辞的记事文献材料,但数量不是很大。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历史文献。

最早看到这种物件的是小屯村农民。他们掘得这些宝贝但不识为何物,于是随手扔掉,或填塞枯井,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则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药铺。小屯村有个剃头匠叫李成,爱干此事。每逢庙会,李成还把“龙骨粉”当止血的“刀尖药”去卖。“龙骨”本当天成,因而带字的甲骨药铺是不收的,在出卖时,还需要将上面所刻文字刮去,相当麻烦,况且药铺收购“龙骨”的出价极低,每斤才制钱六文,所以一直没有人下大力气搜求此物。

光绪二十四年,山东潍县(今属潍坊)的古董商范寿轩跑到小屯收购文物。当时金石之学大盛,凡古物以有铭文者为贵,所以范注意询问地里有没有出带字的东西,当问及李成时,李将带字的甲骨拿出来给他看。这是陈梦家1953年到小屯时,亲访李成的儿子李全福及村中老人何金生(即何三,72岁)所得口述史料(《综述》第2页)。

范寿轩初不识甲骨为何物,故未收购。当年冬天,他到天津一名老主顾王襄家里,言及此事。在座的书法家孟广慧(字定生)听范所述,认为当是古代简策,促他速去访求。第二年(1899)秋天,范携所获“龙骨”到天津出售。这是甲骨的首次正式面世,也是学者与甲骨文的首次接触。据考证,交易地点在一家名为“马家店”的大车店,位于今天津红桥区春德街、韦驼庙大街附近的南小道子85号。

因范寿轩索价较高,孟定生和王襄等人财力有限,所购不多,范寿轩遂携至北京,售予王懿荣。第二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王氏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城陷后投井殉国,所藏甲骨后多归《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字铁云)。1903年,刘鹗采纳罗振玉的建议,将购自王懿荣旧藏并他途所得甲骨共5000余片加以整理,精选1000余片,墨拓石印,名之《铁云藏龟》,是为甲骨文著录之滥觞。甲骨文由此才广为人知,甲骨学亦终在学术界蔚成大国。

 研究与递藏

《综述》第一章《总论》中说,王懿荣“为收藏与鉴定甲骨的第一人”。但这句话与其记述似有矛盾。有关甲骨文的发现史,《综述》还另有记述,值得注意。该书第二十章《附录》第一节第二款《孟定生王襄与甲骨发现》中说:“除王懿荣外,最早鉴定与收藏甲骨的,应推孟定生与王襄。”书中引王襄《题易穞园殷契拓册》说:“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板。”又王襄《题所录贞卜册》说:“惟孟定老世叔及予,知为古人之契刻也,可以墨迹视之。”王襄1953年给陈梦家的信中说:“其时计字论值,每字一金,吾侪所不能得者,全数携往北京售诸王懿荣,全都得价三千金。”(《综述》第648页)

王襄是著名甲骨学专家,他去世后,郭沫若为其题墓碑“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甲骨学发展120年》第四章《120年来甲骨学发展史上有贡献的甲骨学专家》第一节《甲骨学发展史上的四个第一人》说:“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甲骨文著录第一人——刘鹗,甲骨文研究第一人——孙诒让,甲骨文字典编纂第一人——王襄。”作为甲骨文发现史的亲历者,王襄对甲骨文发现过程回忆的价值,是他人之言所无法比拟的。王懿荣之子王汉章1933年对王懿荣收藏甲骨的追记,常为人所引用,但王汉章在王懿荣死难之时才十岁,“故一切所述皆从其父执故旧处听来”(《综述》第648页),与王襄的回忆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相关,有两个问题需加以补充说明。第一,孟广慧收藏甲骨的数量。《甲骨学发展120年》的《序论》第二节说“基本与王懿荣同时,王襄、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藏少量甲骨”。“少量”是多少呢?未有说明。据王襄《孟定生殷契序》中回忆,当范寿轩1899年到天津出售甲骨时,他和孟定生两人“不约会”皆前去购买。王本人因财力所限,“取块小之龟甲一包,携之归”。“定老则流连不忍舍去”,终“购得巨大之边条与凹形之骨数十片,费去数十百金”。关于此次收购甲骨的经费来源,王襄亦有说明:“定老固非雄于资者,何得此项巨金。盖其叔志寿先生继埙,时官武昌盐法道,适寄旅费至,欲其游湖北,故挹彼注兹,以成其大愿,所谓千载一时也。”

可资比较的,是王懿荣所购甲骨数量。陈梦家说:“1899年秋,范估以12版甲骨售于王氏,每版银二两。”也就是说,1899年秋天,孟定生所购甲骨数量是超过王懿荣的。但两人收藏总数,则王氏多于孟。据陈梦家统计,“王氏收购收藏甲骨约在1200片左右,最多不能超过1500片”(《综述》第647页)。而孟定生所藏,总数为430片,其中360片后归文化部。这批甲骨,陈梦家曾亲为点视。

第二个问题是,孟广慧是否对甲骨文进行过研究?如果有,是什么时间进行的?关于这个问题,陈梦家在《综述》中说,他曾亲自整理孟定生所藏甲骨,看到“孟氏在包皮上亲笔写了‘十六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字精者,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抚过’”。

据陈梦家所述:“甲骨出土后,最早在戊戌(1898年)冬为潍估范寿轩所注意而首先经孟定生认为有古简之可能。”“己亥(1899年)秋,范寿轩携甲骨至天津求售,首先为孟定生、王襄购取若干小块,其他较大之甲骨,(包括一个整甲的上半)大部分归于王懿荣。”“庚子冬,孟定生选其所藏之字精者抚摹之。”(《综述》第648页)这些话是严谨而符合史实的,除了孟广慧所购藏甲骨数量以外,而这一点是受当时的史料所限。作为甲骨学专家,陈梦家实际上肯定了孟广慧是最早有记录的甲骨文研究者,这一点与王襄的有关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孟广慧亲笔所书“十六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字精者,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抚过”一句,字数不多,但它证明孟广慧在庚子年(1900)即甲骨文面世的第二年,已对所藏甲骨进行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是关于甲骨文研究最早的文献材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孟广慧是书法家,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与书法方面,但他与甲骨学界的交流及其影响并不限于王襄一人。比如,他曾通过王懿荣次子王崇烈的介绍,拜访王氏,并得以观摩王氏藏品。现在回头来看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关系。由于收藏较早,藏品流传有序,以及与刘鹗等人的关联,王氏在甲骨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购藏甲骨的时间确实稍晚于孟广慧和王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王懿荣就甲骨文进行过研究的史料。所以,应当承认孟广慧及王襄是最早鉴定与收藏甲骨文者,尤其对孟氏在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地位,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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