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是怎么回事，伍豪事件始末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用过的笔名。1919年，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的大学生，成立了一个觉悟社，他们不使用原来的姓名，改用编号当名字。大家一起抓阄，抓到几号阄，就用谐音起名字，周恩来抓的是5号，就起名叫“伍豪”。所谓“伍豪事件”，指的是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连续两天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

伍豪事件事件起因

1967年5月，中央文革那几员黑干将又把挑衅的目光盯在了周总理身上。大概是5月初，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些红卫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他们那时正在到处抓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对这样一则启事当然很注意，所以就把报纸送到中央文革，这张报纸自然落到了江青手里。

事实上，所谓“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就是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党组织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风时，周总理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反击了国民党的分裂阴谋；解放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待过，说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根本就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为此，陈云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还写过说明。但这件事的真相红卫兵并不知道，因此他们才把这张报纸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手中。

歪曲事实

可江青却不管历史事实，她正想整周总理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就如获至宝。并故意把黑信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

周总理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告诉了邓颖超，他和邓颖超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党和历史一个真实的交代。那天，邓颖超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颖超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秘书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则启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邓颖超派人马上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找到启事后，周总理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回来又查，但查遍了其它报纸都没有看到那条反驳的消息，大家很奇怪。当时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报》。有的同志开始怀疑有没有这条消息，因为当年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没见到过。可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不会错。”周总理这么一说，大家又接着查，结果真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确实，周总理不解释所有人也明白，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人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那些旧报纸一一拍照。随信他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送给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事件”，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

此后，江青等人仍不死心，不时拿此“事件”找周总理的茬。

暂告一段落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后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要周总理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总理就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总理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

周总理临终念念不忘

有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批示，此事仿佛尘埃落定。然而，江青等人仍不死心。

（文革中周总理很憔悴）

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论《水浒》的谈话。姚文元迅速作出反应，促成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的谈话下达，并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公之于世，从而掀起一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江青在9月初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极其露骨地攻击重病中的周恩来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宋江架空晁盖。

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后果难测，进手术室前，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并用颤抖的手在记录稿第一页上写下“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的字样。

在推车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周恩来用尽全身力气，当着前来守候的诸多中央领导人和医护人员的面，以少有的激愤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令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邓颖超见状，当即要汪东兴向毛主席报告这一情况。

仅仅相隔110天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