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东西方冷战期间的政治暗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Constellation)民航飞机，注册编号VT-DEP。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中国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暗杀行动失败。

1955年4月，陈毅随周恩来去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前，部分中国代表团与外籍记者，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在临近沙捞越的海域时突然爆炸起火，飞机坠入海中，8名中国外交代表和3名外籍记者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游到一个小岛上，被英国军舰救下。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怒！

图|克什米尔公主号

后来，这场空难的制造者却逍遥法外，这是为何？

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

周恩来又是如何顺利抵达雅加达参加会议的？

请继续往下看。

一、周恩来收到万隆会议的邀请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5个会议发起国，邀请周总理前往雅加达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共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它是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既是第三世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的象征，也是二战后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

周恩来非常重视这场会议，他认为这是新中国打破美帝国主义设置的外交枷锁、开创外交新局面、增进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扩大“朋友圈”的绝佳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外交部复电印尼总理，表示愿意出席会议。

从2月开始，周恩来着手研究和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政策，提出要通过这次会议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加强我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3月12日，周恩来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28日才出院。他拖着病体艰难完成了万隆会议的方案书，并于4月4日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报告，呈送毛主席、刘少奇审核。

图|毛主席

4月6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国务院第八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通过团体出席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并宣布在周恩来出国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外交部长由张闻天代理。

会议讨论批准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方案及有关文件，授权周恩来根据会议情况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

一周后，新华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

亚非会议即著名的“万隆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

早在为会议做准备的3月初，我国有关部门已通过侦察得知，蒋介石方面会派出特务，执行一个代号为“1”的暗杀任务，其目的就是趁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随行代表，并已经着手准备。

考虑到万隆会议的重要性，周恩来决定冒着被刺杀的风险，参加会议。

周恩来最先考虑的是走海路，从香港坐船去雅加达。但当时这一条航线，只有荷兰轮船公司的两只小型商船航行，去程需要走7天左右。

如果蒋介石的特务在船上搞破坏，不仅保证不了安全，而且还有可能赶不上开会，最后外交部决定坐飞机前往。

当时，我国与印尼并未通航，只能在香港找印度航空公司洽谈，租用他们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外交部再三强调：

“此次出行意义重大，必须保证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请贵公司配备最好的机组人员，并做好落地安保工作。”

双方决定于4月11日13点，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达雅加达。

4月3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密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我代表团的行踪，可能采取行动。”

飞机起飞前，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先到仰光（缅甸原首都）与参会的几个主要国家首脑，研究一下万隆会议将要解决的相关问题。

外交部改变计划，让代表团分两路前往：

图|周总理

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于4月7日赴昆明，然后乘坐飞机直达仰光，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于4月11日从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雅加达。

4月9日晚，详细情报传来：蒋介石特务拟用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趁“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停留加油时安放定时炸弹。

消息很快传到了刚抵达昆明的周恩来耳中，他嘱咐邓颖超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查清情况后，通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要求他们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证我方代表团的安全。”

北京方面为这件事，忙了一整夜，工作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有关各方加强防范。

外交部办公室主任董越千，拨通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和已做好赴港登机准备的我国代表团的电话，传达周总理指示：

“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务必保证安全。”

4月10日早上8时，董越千立即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马上指示外交部的张越同志立即同英国驻京代办交涉。

9点30分，外交部的张越与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会谈，请他转告港英当局注意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动向。

艾惕思不敢相信地说：

“这种事情的发生几率为零，香港机场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

张越严肃地告诉他：

“请参赞先生务必提高警惕，谁都不想这种事情发生，港英政府也无法做出绝对保证，还是防患于未然比较好。”

艾惕思答应马上与香港方面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增派巡逻人员。

新华社香港分社收到外交部传达的指示后，立刻给香港当局通电。次日凌晨1点，又派人向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转达相关情况。

印航经理听完不可思议地说：

“您的意思是11号会有人破坏我们的飞机？您的消息是否有确切来源？”

“当然有确切来源，我们深夜来访就是因为这件事非常紧急，后果不堪设想！”

他还是不太相信：

“这种情况还是不可能发生，‘克什米尔公主号’落地香港后，只有1个小时的停留时间，没有人可以接近飞机并安装炸药，更何况是光天化日之下。”

图|香港启德机场

“如果机场地勤人员被人收买了呢？”

“这……我倒是没想到。”

“好吧，我按你们说的做，亲自去机场监视，并派我航工程师检查油箱。”

“感谢您的合作！”

4月11日上午10点，新华社香港分社又派人提醒印航经理，请他严加防范，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正常起飞。

印航经理表示，任何非印航公司的人都接近不了飞机，飞机上的食物、行李和燃油，也都由印航公司的人员完成。

为了做好万全准备，外交部又向印航租了另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准备从昆明出发，经缅甸飞往印尼。但是这条航线过去没有飞过，并且“空中霸王号”的性能又没有“克什米尔公主号”强。经过专业飞行员试飞，才决定乘坐这架飞机前往缅甸，外交部先遣代表团与部分工作人员，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

4月11日11点20分左右，飞机到达香港启德机场，印航经理带领工作人员上机检查、清理卫生，在完成行李装卸、加油和内外清洁后，飞机提前45分钟（12点15分）从机场顺利起飞。

周恩来的行踪属于机密，飞机上的代表和印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他在不在飞机上。

从香港起飞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天上飞了2个小时，机长回复：地面一切正常。

又过了两个小时，地面指挥中心报告：

“飞机一切正常，航线没有发生偏移。”

下午6点30分，飞机到达沙捞越以北100海里的上空时，机舱传来爆炸声，随后舱内多处起火。在这紧急关头，机长决定联系地面塔台，实行迫降，并三次发出无线电求救信号。

雅加达机场立即询问机长：

“周总理是否在飞机上？”

机长回答：

“不在！”

几分钟后，飞机与机场失去联系，飞机雷达信号彻底消失在监视器上。由于机身被炸坏，飞机失去平衡，在几阵爆炸声后，直接坠入海中。机上除了3名机组人员外，其余人全部遇难。飞机信号消失的地方距离雅加达机场只有1个半小时的航程。

晚上，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汇报：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

周恩来要求外交部迅速督促印尼政府，派出救援船只和专家营救幸存者，并调查失事原因。

飞机坠落海域附近的渔船，将情报汇报给了有关当局。印尼和新加坡政府立即出动军用飞机，抵达出事海域，搜寻空难幸存者。

英国政府收到港英政府的紧急通电后，也派出皇军海军、空军和几艘军舰火速赶往出事海域参与营救和调查工作。

图|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参加万隆会议的各国代表，一致发表声明谴责空难制造者的恶劣行径，提请中国和印航公司向遇难者家属传达慰问和哀思。

据飞机上的3位幸存者回忆：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12点15分提前起飞后，天气状况很好，飞行情况无异常，与地面塔台联系畅通。

大约在下午4点50分左右，到达纳土纳群岛附近上空时，突然听到飞机油舱传来一阵爆炸声，浓烟迅速弥漫整个机舱，行李舱被引燃，空乘人员立刻打开灭火器灭火，然而未能熄灭火焰。

机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乘客，舱内乘客听从机长指示穿上救生衣，戴上氧气面罩保持镇静。接着，乘客舱外冒出明火，并迅速蔓延到整个飞机内部，就连驾驶舱也不例外。

机长向地面发出求救信号，请求迫降附近机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慌乱中，机长决定海上降落，可是飞机已经完全失去平衡，下降过程中，机头与水面呈垂直角度猛烈相撞，机头与机身分裂成两段，三位幸存者就是在这一时间被抛出海面的，在海里游了一段时间后，登上一个小岛，后来被英国舰船救出，送到新加坡。”

二、调查结果及事情的原委

4月12日，外交部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出严重声明：

“1955年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中国政府曾要求港英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飞机的安全飞行，但飞机依然失事，英国方面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方要求英国政府勒令港英当局，对实施这一阴谋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初步认定‘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为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当局联合实施的谋杀案，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害我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同志。”

我国发布声明后，英方极力推卸自己监管失职的责任，并在4月12日、13日连续发布声明：

“中方人员、行李上机检查时，有中印两方共同监督，同时我方立即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只因中方未能事先告知阴谋可能发生的具体细节，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美国方面仿佛在隐瞒什么，也发表声明：

“中方此前发布的声明是荒谬的，我方美联社最近采访了不久前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印度孟买飞往香港的意大利和印度商人，飞机在孟买检查时就发现了故障。”

印度航空公司回应：

“美联社的采访纯属无稽之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孟买起飞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故障。”

4月12日，张越约谈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要求港英当局立刻开展调查，查获真凶。

杜威廉表示：

“现在还没确凿证据，证明这次空难属于人为制造。”

图|罗瑞卿

同一天，公安部长罗瑞卿打电话到昆明，劝阻还未动身的周恩来和陈毅，他说：

“中央不同意周恩来和陈毅按原定计划出发了，需要再等一等，观望观望。”

周恩来觉得会议不等人，如果再延后几天肯定赶不上了。他们决定依然乘坐先前准备好的“空中霸王号”前往雅加达。

4月13日晚上，他们出发的前一天，陈毅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

“毛主席已去杭州，他听说飞机失事后，取消了所有活动计划，专门等候代表团出发的消息，并担心不已。”

陈毅来到周恩来的房间，将通话内容告诉了他：

“身处其境的人反而比在外观战的人要冷静，真是奇怪不已啊！”

“外交同打仗是一个道理，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安全。”

“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如果发生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与陈毅聊完，周恩来开始给邓颖超写回信：

“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关心。现给你回信，免得你在家担心。放心，有了这一次教训，我会更加谨慎、更加努力的，不会再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集思广益，量力而行。再见！”

中央紧急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去雅加达，要求绝对保证好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安全。

4月14日，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乘坐“空中霸王号”飞往仰光，刚进入缅甸领空，缅甸政府就派来两架战斗机护航。

在仰光，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汉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晤。

4月16日，陈毅陪同周恩来从仰光飞往雅加达。飞机到达新加坡上空时，遇到恶劣天气，只能迫降在新加坡。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并未建交，机长对机场情况不了解，代表团成员都捏了一把汗。

飞机降落后，机场老板热情要求周恩来去贵宾区休息。代表团步行到贵宾区门口时，发现两个有些眼熟的国民党特务在那里等着，陈毅紧跟周恩来左右。

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布置警卫，提醒警卫员：

“要特意注意门外那两个人。”

两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没找到机会下手的两名特务只好离开了。

4月17日，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顺利抵达雅加达。

图|周恩来

周恩来在雅加达开会的同时，“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调查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香港警方调查了68名，曾接触过飞机和行李的工作人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5月12日，香港警方接到调查报告，猜测炸弹可能在一个行李箱里。5名香港航空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5月18日，3名中国政府代表来到香港，向香港警方提供了一份材料。

材料中指出，中国方面早在3月份，就已经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打算暗杀途经香港的中国代表团专机。4月10日，台湾特务机关已经开始积极部署暗杀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不久，中国政府已收到确切消息，空难系蒋介石的特务在香港提前计划好的。

中国政府还提供了部分搜集到的情报。

这些情报直接指出：国民党“保密局”的“香港情报站”策划了这次谋杀，赵斌成是主谋，金建夫是指挥者，机场地勤人员周驹是执行者。定时炸弹是“四川号”上叫张祖顺的海员从基隆秘密运到香港的。

5月18日上午，周驹潜藏在香港航空当天飞往台北的航班上，被台湾方面拘捕（实则暗中加以保护）。

三、空难处理后续

证据确凿后，香港警方不知道周驹已经前往台湾，只在周驹家抓到了他的父亲周瑞维和共处一室的周仕学。

6月2日，两人供出在庙街的电料行与台湾特务有过交接。

6月22日，警方逮捕了经常在电料行出现的朱乐瑞和苏绢，他们承认自己与台湾情报部门有联系，但不愿提供相关细节。

6月30日，警方决定搜查电料行，从店中搜出情报资料。店主关就记拒绝解释，但供出张耀灵领导的第五联络组（台湾情报机构）。

7月3日，又有一名关姓男子来到电料行被捕。事后在两位关姓男子的供词下，警方勾勒出周驹和谋杀案主谋之间的关系链。

3月份，赵斌成通过张耀灵认识了关就记，询问他有没有亲人或朋友在启德机场工作，他回答没有，但他为其介绍了另一位姓关的男子。这个人推荐自己的同族周如。周如向赵斌成推荐了包括主犯周驹在内的三人。

7月6日，周如被捕。他供述主谋在3月底和周驹频频接触，周驹开始不同意参与犯罪，但主谋许诺事成后给60万港币并保证他安全离港。周驹答应下来。

6月中旬，周驹的亲属（周瑞维和周仕学）交代，周驹曾自述，他亲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的定时炸弹。

真相大白后，港英警方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接受审判，台湾当局却以各种理由拖延。

直到12月14日，台湾当局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

“台湾与英国并未签署双向引渡条例，因此港英政府要求引渡周驹的电文没有法律支撑，有关方面无法办理此事。”

正式拒绝了香港方面的要求。

应该承认的是，虽然侦破迟缓，但港英警方还是在中印两国的要求下，努力进行了各项调查取证工作。

令人惋惜的是，港英当局不知中了什么毒，他们用一个模棱两可的借口，先后将捉拿归案的嫌疑人，以及有充分证据的周如、周瑞维等人无罪释放，并将他们驱逐到台湾。

在台湾保安部门严加保护下，周驹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报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到台湾，立刻改名换姓，在台湾定居。

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的主犯最后却逍遥法外，不禁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