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面粉大王荣德生绑架案，事件始末

发生在1946年的民国时期“面粉大王”荣德生奇特的绑架案，曾轰动一时，震惊了大上海。

上世纪的20年代，中国民族工商界当中涌现出了一家著名的企业集团，它就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建的茂兴面粉系统和申新纺织系统。荣氏集团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商业集团。

没想到的是，1946年，荣氏集团的当家人72岁的荣德生老人竟遭遇了绑架，成了轰动一时的奇特大案。

1946年4月25日，一辆豪华的福特汽车在老上海的街道上疾驶。忽然，车子被一辆雪佛兰汽车挡住了去路。两名身穿军装的男子拿着枪，打开福特汽车的门，他们拿出逮捕令，要求车上一位70多岁的男子跟他们走一趟。看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的字样，这位70多岁的男子没有多想，下了车，便跟着上了他们的雪佛兰车子。

这位70多岁的男子就是荣德生。

荣德生当时已经72岁高龄了，想绑架这位知名的富商谈何容易，因此，匪徒便冒充军警，骗绑了荣德生。

但这次意外遭匪徒绑架事件，并没有使荣德生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受到丝毫影响。绑匪对他这个人质，还是手下留情，照顾有加的，真所谓的“盗亦有道”。

下面我为大家讲述一下荣德生在匪窟一个多月日日夜夜的所见、所闻、所感。

那天晚上，荣德生上了一辆假冒军方的雪佛兰轿车。汽车驰过沪杭线铁路，到达河溪某一地点后，汽车停下，放下荣德生后就驰离了。

车上的另外两个人，也就是匪徒，同时将荣德生化装成工人模样，这两个匪徒领着他往前走路，越走越荒僻。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对荣德生说:“你怎么跟着他们走?那两个人是坏人，你赶快跟着我跑，我可以领你到正路上去。”荣德生当时未加深思，立刻跟着他跑，一直跑到一条河边，有只小船预先停在那里。荣德生知道自己中计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那人强迫荣德生钻入船舱，蜷伏在里面两天两夜，连大小便都不得自由。到了第二天下午，那人回头告诉他，要迁移地点了。

当时荣德生只听见远处有一个卖小鸡的和修洋伞的在喊:“卖小鸡啊!”“修洋伞啊!”大概就是他们互通消息的暗号。

1946年4月25日晚上七时左右，匪徒将荣德生由船上带到了岸上，叫他伏在麦田里。到八点左右，就有汽车驶来，让荣德生上车。车子驶了好久，然后又转弯，兜圈子，最后在一个角落停下来，又改乘三轮车，匪徒再重新蒙住他的眼睛。

三轮车将荣德生带到一家小屋门口，匪徒敲门入内，一直将荣德生搀扶到楼上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让他躺在硬卧板铺上面，荣德生在这里足足被看守了32天。

荣德生对于匪徒的文化知识程度深表赞叹。他说，在船上撑篙的那个人，一天就看完两本宪法草案和商会会议记录;看守他的另一个男子，美目清秀，两天就看完一本《青城19侠》，并且写的一手好书法。据荣德生估计，此二人知识程度至少在初中以上。

荣德生在匪窟中的生活受到相当优待，早上有两个鸡蛋，中午和晚上各一碗饭、一碗粥，小菜是豆腐、咸菜、黄豆、鲥鱼、鲫鱼、韭菜炒蛋等，周而复始。

荣德生出来后向人们说:“除了我有痔疮毛病，每天不能及时更换内裤，并睡在硬木板床不舒服外，其他一切还可以。”

在匪窟，荣德生也有感到痛苦的事情，就是绝对不许咳嗽、吐痰。匪徒怕咳嗽吐痰声招来警察。匪徒还告诉荣德生，痰咽到肚里去，可以收到润肠的效果。荣德生听了感觉好气又好笑。他原来患着便秘毛病，在那里天天要出一大堆恭。痰能润肠，这倒是他在匪窟里生活所得到的教训和经验。当然出来后，他不可能再把要吐的痰下咽下去的。

匪徒把荣德生秘密藏在小屋里，先后遇到过两次危险。

第一次危险，大概是第19天，警察、宪兵等到匪窟实施大检查，警察已敲开了大门，看守的匪徒也拿出了枪支，而且子弹已上了膛，预备警察一上楼，立即采取最后手段。不料这一次竟能化险为夷。

原来匪徒组织严密，不仅有女人，而且带着小孩。听见警察进了门，女人立刻用力在小孩腿上拧了一把，小孩立刻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装着叫骂，开门的人装得坦然无事地对警察说:“我们是住家户。”就这样，他们竟将警察骗了过去。

匪徒遇到的第二次危险，是绑架荣德生的第24天。有人敲开关押荣德生屋子的大门后，高声问道:“三厂的袁世凯在里面吗?”结果也被开门的匪徒敷衍了回去。将荣德生称为“三厂的袁世凯”，荣德生觉得实在妙不可言。

匪徒也有总司令。匪徒居住的地方和拘留荣德生的地方仅隔一层薄板。荣德生对匪徒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匪徒称组织者为总司令，每天有人外出探听消息，晚上回来报告，最后三四天，匪徒们回来后唉声叹气，连说外面风声太紧了，再关押下去恐怕要被警察端掉老窝。他们在商谈，打算将荣德生释放出来。

匪徒将荣德生拘禁到小屋里，将他身上的东西逐一详细检查，事无巨细。对于荣德生随身携带的五个图章的用处再三盘问，龙德生逐一解释给他们听。

荣德生说，第一个印章是应酬文字用的;第二个印章是往生、祝寿，是喜庆文书用的;第三个印章刚镌刻不久，上面有年月可凭;第四个小印章，问的最详细，荣德生也解释的最详细。他对匪徒说:“这印章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单独领钱用，厂里要想到银行取钱，去之前，必须要有协理、经理盖了章，然后还要我盖了这个章，才能发生效率，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图章根本是领不到钱的。”

最重要的是，匪徒在荣德生身上搜到了一个手折，凡是荣氏家庭和个人的收支，全部记录在上面。匪徒曾详细加以核算，每月的支出是600多万元，收入仅400多万元。

匪徒们看了那手折，才明白了荣氏的家庭经济情形，表面上富可敌国，每月却是入不敷出。

荣德生告诉匪徒:“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的钱全花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受到影响。所谓的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据我所知，有人家里藏有金条2700多根，他绝不想投资到社会上面去，这是事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本人是以事业作为救济普罗大众的。你们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人了，不信你们去调查调查。”

听了荣德生的话，匪徒们真的去调查了，调查的结果和荣德生所说的的确相符合，所以他们也认为将目标弄错了。

大实业家荣德生身陷匪窟，可视死如归。荣德生在匪窟里曾向匪徒头子讨了一支笔，立下遗嘱，要求匪徒无论如何要替他送到家里。遗嘱的内容大致是:

一，详细地叙说了自己和兄长荣宗敬先生艰苦创业的经过。

二，匪徒索要50万美元，这笔钱如果照他所办的事业论起来，本无所谓，但流动金额占绝少数，如果拿出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而保全事业。

三，告诫子弟要绝对重视先人所创的事业。

四，嘱咐一些家庭琐事。

荣德生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无异于向匪徒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给予匪党精神上的打击很大。甚至，一个看守他的匪徒，在最后重要关头，借口各种理由，逃脱了匪窟，远走高飞，另谋生路去了。

荣德生在匪窟里共发出五封信，但家人仅收到了两封。匪徒对荣德生信中所写的字迹，进行仔细研究，恐怕有暗号捅了出去。

第一封信，荣德生在信末写了“灯下”两字，匪徒大起疑窦，认为这两字另有用意。荣德生解释:今天在灯光下写字，字迹较为潦草，所以写“灯下”两字，表示在灯下草草写就的，这是客套话，并无丝毫意义。结果匪徒还是把那两个字涂去了，可见匪徒的心思可称缜密之至。

匪窟里，竟有匪徒想投奔荣德生这位大老板了。负责看守荣德生的匪徒常和他采用笔谈的方式交流，对于将来的出路问题极为焦虑。荣德生告诉他:“你们的生活太苦，待遇远不及我们厂里的工人，目下厂里正遇到工人缺乏，所以最好的出路还是转入工商界。”

那匪徒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工作?荣德生说，你只要看见报上有招请工人的广告，立刻去应征。荣德生虽没有说你要找工作有我，但意在弦外，那匪徒显然有委身荣氏的意思，事后对荣德生十分巴结，外面有任何消息都向荣德生报告，而且不时加以慰藉。

荣德生向家人谈起这事情的时候，还笑着说:“如果再过几天，那些匪徒说不定都要跟我走了。”这虽然是幽默论调，却并非不能成为事实。

由于上海市军警的全体出动，匪徒无法实行其伎俩，也招架不住了，终于在5月29日晚，不少匪徒慢步轻声地走下楼梯，一个个大步离去。十点左右，才有留下来的另一个匪徒通知送荣德生脱离匪窟，并归还一切被收物件。

这个匪徒仍然用布蒙住荣德生的双眼，让他乘坐三轮车。三轮车由看守他的匪徒踏，另一个匪徒搀扶着龙德生坐在车子的后座上。

载着荣德生的三轮车大概行了一里多路，就改成汽车，左弯右弯，约开了40分钟的样子，到了某一个地方，放下荣德生，匪徒便自己开着汽车向东行驶，离开了荣德生。

获得自由的荣德生于是在路边向人力车夫招手，乘了一辆人力车到了姚主教路附近，发现了某一户有灯光露出来，立即令车夫停歇在大门口，想敲门问问情况。不料这竟是自己的亲戚家，开门的仆人认出是荣德生，欣喜若狂，立即告诉主人。主人更是大喜过望，一把拥住了荣德生。附近的军警已闻讯而至，个个都为荣德生毫发无损而庆幸不已。

好久好久，荣德生才发觉，光顾了高兴，人力车夫的脚力钱还没给呢，然后转头给了1000法币给了人力车夫。

就这样，这起震惊全上海的“荣德生绑架案”宣告结束。